“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这是被广泛引用的卢梭的至理名言，因为他道出了人类的生存悖论。然而令卢梭不曾想到的是在他之后的人类一直在努力挣脱束缚自由的枷锁，在互联网发明之后，人类实现了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如果说自由的拥有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境界的问题，那么互联网则是一种成功的工具意义上的自由。在这里我并非夸大作为互联网的工具理性，而是这种工具理性所承载的关于走近自由和实现自由的意义对我的吸引，显然，它的工具理性无法掩盖思想的扩散和创造。那么，按照工具理性与自由实现之间的逻辑，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网吧与自由发生着重要的现实关联。尽管这种自由的关联是被网吧的世俗追求所忽略的，也未曾让自由主义的关注浮出过水面。有时候真正的意义便是如此，我们拥有的真正的价值可能并未能拥有世俗的价格意义，有谁考虑过把空气作为稀缺资源去与钻石交易呢？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打磨毫无使用价值的钻石是因为我们享有着一文不值的空气，最被忽略的东西往往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自由也是如此，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所有的创造活动和文化发展中，之所以我们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创造冲动，是因为有自由在像空气一样佑护在我们左右。然而，在经验世界中我们只注意了钻石被打磨出的世俗亮泽，而对于提供给打磨的重要条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了。在经济学意义上我们总是强调网吧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创造着经济价值、安排了社会就业，而它的真正意义显然已被功利化的时尚所屏蔽了。这也是在汉语语境中长期存在的、已为许多人所习惯的功利化关注，因为并没有人去指责功利化关怀有什么不好。所以在习惯性的功利化关注中，网吧的本来意义早已被矮化了，一方面长期以来网吧成为了妖魔的化身，成了各种问题的同义词。另一方面一些“思想开明者”只强调了它的经济意义。其实，网吧即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的经济价值也并不是很大，因为一直未能形成资本规模。有人强调它扩大了就业群体和产业链，而哪一种经济形态未安排就业，和没有产业链呢？还有专家指责它的“规模小”、“资本少”、“水平低”等问题，这相当于去指责夜莺不能为其提供像猪一样的食用肉。你可能会问夜莺的价值在于食用吗？而网吧的价值也并非在于什么经济贡献。因为提供食用的动物已经很多，夜莺自有它特殊的使命。
           
我早就说过，网吧并非娱乐场所，它与饭店、歌厅有着本质的区别。饭店只满足了人类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包括可以满足智障者。歌厅是一种被放大了个人幻觉的场所，也是犬儒主义者乐此不疲的温床，它进一步暴露着中国文化中丑陋的部分。在柏杨一走了之的时代，这种丑陋可能连柏杨的指责也望尘莫及。因为歌厅文化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丑陋的衣钵，那种虚妄的、愚昧的自大在霓虹闪烁中毫无羞耻，已经远不如“行淫中深怀负罪感的妇人”。所以，在中国的饭店、歌厅你尽可以看到那些“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旧约·箴言），而很难看到巴黎咖啡厅里那些思想者洞穿世界的背影。有的管理体制中把网吧与洗浴、足疗划为同类，划归者出于简单的管理思维和方便目的。如果说专家、精英是无意中矮化了网吧的价值的话，那么这样的划类便是权力体制对网吧的深度羞辱，这种羞辱也是来自文化深处的对于精神层面的羞辱。众所周知，目前的洗浴场所早已是变相的生理机制的修补场所，即便再豪华、高档也无法使精神受洗，它是体制和文化双重病相中的中国怪胎。足疗只是饭店和洗浴的一种补充，可以说是它们的产业链中的一环，它深谙当下的文化偏好，又暗合了利润的信号召唤。其中包藏着对于世俗的妥协，对于灵魂的拒绝，因为犬儒的极至境界是拒绝与思想同席。至于权力体制对于网吧的蔑视不仅有着强大的文化传统和专制主义的幽灵，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现实需要。因为权力天生不喜欢置疑，不喜欢真相，更不喜欢挑战，而网吧偏偏与饭店、歌厅、洗浴和洗脚屋不一样的是它没有犬儒化的先天条件，它无法使自己埋头于虚假的功利迷误中。它的先天秉赋也许并不具备华丽的形象，但出身高贵、处辱不惊。也许衣不暖体、惨淡生存，但它能够在权力和利润的双重夹击下固守本真、秉持操守。这些并不是网吧的主观道德努力，而是在没有任何道德动机中的“溢出效应”。
           
与文化大众和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娱乐场所”相比，网吧的“溢出效应”会让我们豁然开朗，前提是如果我们需要这种开朗。在人类的现实条件下人类的自由最基本的、最容易实现的是一种表达自由，表达权和思考权一样应该是不被剥夺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说，表达是自由的基础，并是自由最重要的组成。没有表达自由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没有表达自由的自由更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自由的意义上表达是一种让人敏感的，几经被摧残的权利，也是现代文明所共识的，且不懈追求和强调的权利。然而，在传统媒体时代表达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那时候也只有思考的自由，因为思考是无法禁锢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起，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或者大众只有对革命、红旗、太阳、运动和锣鼓的崇拜，不允许有属于个人的表达。所有的“表达”方式和内容都是预设的，任何与“设定”不符的个人表达便是“有计划、有预谋”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和“宣言”。当时李慎之、顾准和吴维尊也想“另类”表达真实的自己，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世俗代价，尽管吴维尊一直认为这种代价是天父的恩赐。可是我们无法像吴维尊那样脱离世俗，还是从这些历史颤栗中听到了自由与枷锁撞击的回声。七、八十年代的人只是忙于对纸媒的吮吸，也很少有机会对自己进行表达。因为这是一个兴奋的时代，时代的兴奋给了人们过多的理想和想象，而表达想象的闸门并未打开。因此，这虽然是一个极为进步的时代，但照样是一个信息单一接受的时代，也是一个对于纸媒登峰造极的崇拜时代。其中虽然有一些表达者，但也只限于“精英阶层”，普通大众的表达权利和渠道与五千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九十年代是电视文化的巅峰年代，它再一次造成了传播霸权，不仅发布着令人强制接受的各种信息，同时还制造着劣质的娱乐文化。与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一旦辉煌之极也便是衰败的开始，好在它的辉煌期是如此短暂。因为人们、主要是有表达欲望的人们已无法忍受它的话语垄断，和它那千台一面的、劣质的、喋喋不休的娱乐愚民。进入世纪末，不但没有走入诺查丹玛斯预言的世界尽头，反而走入了一个开阔的、精神自由的互联网的新天地。作为中国人、作为一部分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如此广阔的天地，也更接近了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