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的故事有很多种讲法，可以很激烈，也可以很冷静。作为观众，最大的幸运恐怕是在经历影像带来的观念与经验的陌生冲击下，体会到自己是置身事外的，是从众的，这样的“幸免感”才能顺由着剧情的发展而使人们感到安全。没有“安全”，也就很难产生出同情、感动，在理性上也很难容得下接纳差异的空间。
然而，已经习惯了千奇百怪的当下生活的人们，也磨练出了相对粗壮的神经，无论所发生的故事看起来多么离奇，或者离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怎样遥远，只要有那么一点触动人心，它就无限扩张了被认可的宽容之根。这些触动人心的由头也许并不宏大，也许只是人们常态生活下的异态想象和渴望。
曾几何时，同性恋只存在于学者艰涩的学术言辞中，只存在于打着法律的旗号施行的一次次清剿行动中。人们很难有更多直接的信息，哪怕是堆积一些乌托邦的影像，都显得力不从心。谈到色变的程度，也大都只为表明自己是“正常”的而已。
没有见过上帝的人们，却可以尊他为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有发自内心的爱。无论反宗教的人采用何种手段、散布怎样恐怖的威吓，都不能动摇因爱而生的信仰。爱产生信任，产生超越时间和偏见的力量。
李安触及同性恋题材的《喜宴》拍摄完成于1993年，荣获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第43届(1993年) 金熊奖、1993年西雅图影展最佳影片、雪梨影展影评人评选最佳影片、瑞士卢卡诺蓝豹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法国Deauville影评人评选最佳影片及意大利Pescara最佳剧本的殊荣，并横扫了第3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六项大奖。这部广受好评的影片，智慧地将同性恋之爱与异性恋之爱归并于同一个和谐的境况中，所有的矛盾和挑战，都策略地转化为父亲的威严与儿子的服从、传宗接代的传统与现代人自由生活的矛盾上。“欺骗”在影片中发挥了重要的“融情”作用，所有人都清楚大家能接受的是什么，而实际推动生活的又是什么。出于维护亲情、爱护家人的愿望，有同性恋爱人的伟同按父亲的意愿在美国结了婚，妻子也顺利怀孕。而与伟同同居五年的同性恋爱人、美国人塞蒙虽然已决定离开，但最终也为伟同父亲的“拆破谜语”的一席话而释然。这是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理解的心情——为了“家”，all for the family。无论怎样分歧，在家里，“和而不同”的方法挽救了很多珍惜亲情和珍视爱情的人们。
整个故事中被牵连其中的女主角玮玮为了绿卡与伟同结婚，从内心来讲，她是出于真爱这个男人而促成了结婚和怀孕的事实。她直接承受了来自父辈传宗接代观念与来自新时代青年同性恋自由性爱观念的双重压力。当塞蒙和伟同为她怀孕一事当着伟同的父母吵架的时候，她在英语和中文的两种情境中无言地倾听。这是一个意味丰富的场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突发在这封闭而狭仄的空间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种族……她尖叫的争辩更多的是发泄，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内心深处不可消弭的忧郁和无奈。她最后选择了留下孩子，既成全了伟同的孝子之名，也成全了老人抱孙子的愿望，既完成了一个女人对所爱之人的情欲实践，也成全了所爱之人得到他所选择爱的方式的自由。
影片的最后一幕，伟同的父亲在机场安检时举起了双臂，仿佛作出了象征投降的姿势。这被很多人看作父辈与子辈观念上相互妥协的暗示。而玮玮作为女性在这个故事中的牺牲与适应，则被弱化在父子矛盾之下。与其说是导演李安忽视了对女性表达的更多挖掘，不如说他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对女性声音“正当涵盖”的语境。影片公映的两年之后，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才在北京召开，从“九五”前后中国舆论在女性问题上的争议和反映，便可了解深入展示有关针对性别的问题，时机还远远没有到来。
《喜宴》的同性恋故事发生在美国，中国的观众首先有一种地缘上的安全感，所有中国人对“家”的观念和委曲求全的一切细节也使人们感同身受，真正打动了中外观众。在此“安全”的基础上思考同性恋问题的中国人，无疑争取了更多的理性与同情。
| 
